潘小京的博客

洪州是谁？是那个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编剧吗？他还写过什么？

我第一篇就拜读了如此精彩的大作，呵呵地一个劲儿地乐，尤其是看到留下麻将“太行了 ”时，更是感到彼情彼景的可乐，太行了。

您怎么这么多故事？？

必有后福啊!

问候兄弟!多来货!

问候！学习！

惊险，够拍一电影了。

多讲故事，少说理论。爱看！

真是惊险哈，这样的经历每几个人能撞上，
你那洪洲叔叔可真是棒，能那样的临危不惧哈，嘻嘻，^_^

读起来蛮有趣的。

谢谢!希望常来指点.

太好玩了，几次笑喷。

我的麻将史 洪 洲 “洪洲！” 屋里喊声不大，可我也像是听到了命令，赶紧抛开一起玩耍的四妹，跑了进去。 围着牌桌转了一遭，见我爸和他牌友们的茶碗还都满着，不免有些发楞。 我娘笑了：“不是叫你呢。没看你李叔刚碰了红中吗？” 我爸每在家里摆开牌局，我都司倒茶之职。“红中”“洪洲”发音贴近，听错不知多少回，可还是上当。我怏怏地走开去，心里惦着在院子里等我的四妹。不成想李叔见我要走，端起茶碗，咕咚咕咚喝完，递了过来。 就他能喝！我最不情愿伺候这位李叔。茶壶也干了，真烦人！拿茶壶，也拿了他的茶碗--本来不必的，可我居心不良。在厨房，灌满茶壶，又给他斟了一碗。然后小心着往碗里吐了点儿口水。少许唾沫浮在水面，像茶泡儿，谁也看不出来。我得意了。 “你又这么干！娘要知道，礼拜天又该罚你站了。”四妹说。 我娘对儿女管教很严，又有她独出心裁的一套办法。到了星期日早上，所有在家的孩子--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、四妹、大表姐、二表姐、二哥、四弟和我，就按她的章程，沿着炕沿规规矩矩站成一溜，静候训话，如部队的“早点名”。老人家坐在椅子上，一边吸着插在红色透明赛璐璐烟嘴上的香烟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讲开来：这个礼拜呀，谁谁听话，谁谁功课用功，谁谁干家务活多，谁谁对客人有礼貌……往后啊，就得这样。能更好点儿呢，就更好。行了，玩儿去吧！于是，受表扬的谁谁、谁谁便欢蹦乱跳地走了。没提到的谁谁，可不能离开。那是表现不好，或者犯了错误，要接受“个别教练”的。表扬比较笼统，十来分钟；批评却详尽而具体，往往要一个多小时。严重的，完了还要罚站。命令是：“老实儿站那，好好想想！”我就是经常需“好好想想”的一个。不过，偷偷弄点儿“茶泡儿”这样的事情，用不着担心。四妹不会打小报告的。再说，既使被罚我也认头。我太不乐意给那李叔端茶倒水了。 孩子多凭直觉，说不出、其实根本就没想过究竟为什么。也许是讨厌他那无论对谁，无论输赢，总是笑眯眯，像竹篦划出来的一对小眼睛吧？ 牌桌上除了他，谁输谁赢，都挂在脸上。好比说我爸，要是心平气和，就是输赢不大；要是抿嘴笑着，有时还哼上两句京戏，一准是赢了不少；要是红头涨脸，猛劲儿摔牌，那……那还用说吗？有一回，牌局散了，我爸客客气气但一声不吭地送走了他的牌友，返身气恼地抓起桌上的麻将，要往火炉里扔。我娘一把将他拉住：“打牌有赢有输，至于这样吗？”好劝歹说，总算把他紧握在手里的牌夺了下来。 那副麻将要是真烧了，实在可惜，我爸不后悔才怪。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稀贵上品，可如今很难见到了。略带浅黄的乳白色牌体上有着暗暗的纹路，猛一看保你当成象牙的。牌面上刻工考究，着色淡雅，令人爽心悦目。特别是那白板，不像现在，直楞楞地一个俗绿俗绿边框的长方块，而只在四角上刻着细细的、青蓝色的云勾，形同微型小巧的台布。手感也极好，洗、抓、摸，总有一股润劲儿。 那是我爸的心爱之物，儿女们不敢妄动。要想玩儿，得费些心思。最有效的办法，是一周之内有出色的表现，外加点儿委婉的策略。某星期天“早点名”，我兜里揣了张字条：“娘，我想玩儿玩儿牌，行吗？您让就玩儿，您不让就不玩儿。”十分钟过去，我难得地被排在放行之列。我没有欢蹦乱跳，而是文文静静地离开炕沿，将字条悄悄放在我娘身后的桌子上。乖到这种程度，结果自然得逞。 不过那可真是“玩儿”麻将，而不是打麻将。有时，一张张码起来，摞成下宽上尖的的形状，后来知道那像“金字塔”；有时，一张张立起来，每张隔多半张的距离，排成长长的、或直或曲的一排，轻轻将最后一张推倒，其余的牌便逐个倒下，后来知道那类似“多米诺骨牌”。更有趣的是和三姐、四妹一起“过家家”：用麻将牌围起“屋墙”和“院墙”，“屋”里摆上“床”和“桌椅”。“人”呢，“东风”像穿了长袍，做老爷；“红中”亭亭玉立，做太太；“南风”胖胖的，又带点土气，做大师傅（厨师）；“发财”满脸皱纹，做老妈子（保姆）；“幺鸡”系着花围裙，做丫环……都有个说道。只是用“三饼”做小姐，不可思议，至今我也不知为什么。 其实，我们最向往的还不是“玩儿”，而是“打”。没人教给，牌桌旁端茶倒水多了，耳渲目染，无师自通。可平时，表现再乖，也不敢提出“打”的申请，那简直是自找倒楣。只有过春节的时候，才是例外。小时候，从春节到春节，长得不得了，只得熬着。 那时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。大年三十儿，兄弟姐妹都给换新棉衣。午饭过后，我娘就喜兴兴地下达一道过年专用的指令：“随便儿吧！”意思是可以穿着脏旧棉衣满地打滚儿。孩子众多，情景可想而知。三百六十天“站要有站样，坐要有坐样”的拘谨，得以彻底解脱，一个个乐成了小疯子。可疯滚不多久，也就腻了。心里惦着更难得的乐趣。那是需要再经过几道程序，才能实现的。 先是团圆饭，再是放鞭炮、迎财神，然后是辞岁。一般家里辞岁，只给老人磕头就行了。我家不可。除向父母三叩首以外，弟弟、妹妹要向哥哥、姐姐三鞠躬。最小的四弟，有三个哥哥，四个姐姐，外加两个表姐，三九二十七躬。逐个都算，没数过，反正得鞠好大一阵子。再后，是给压岁钱了。这时，熬了一年的等待，终于到来。麻将桌一摆，成了孩子们的天下，当然只能轮流上场。我爸、我娘笑呵呵地在一旁观赏、支招，安享天伦之乐。从初一到初五，每晚如是--白天则必需让给我爸和他的牌友们的。初六开始，麻将又成了孩子们的禁物。偶尔，摆摆“金字塔”，推推“多米诺骨牌”，过过“家家”，可那需得乖乖的，还得琢磨点儿不便重复的策略，也挺累。 十一、二岁，赶上日本投降，国共大战。我家所在的东北县城，时而日军，时而苏联红军，时而中央军，时而八路军，时而杂牌军……天下大乱，哪有心思打麻将？趁个稍稍安定的空隙，我爸带全家逃难了。家什物件，扔、丢、处理了许多。麻将，我娘却一直带着。几番辗转，到了北京，家境大不如前。我爸在街头弄了个木阁子，靠卖香烟、花生豆什么的挣些钱。可一大家子，十来张嘴，哪能填得过来？无奈，变卖了老家的房产，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。好在孩子们渐渐长大，解放前后，出嫁的出嫁，参军的参军，工作的工作，家里只剩我爸、我娘和身患重病的二哥。 就这样，大约有十几年时间，是我麻将史的断层。那副麻将压在箱底，全家都把它淡忘了。 我是参军到一个部队军政学院。娱乐，牌类只有扑克。受革命教育所形成的观念里，麻将是剥削阶级的玩物，不可问津的。不料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提倡“劳逸结合”，竟听到副政委提起麻将来了。他说那东西挺有意思，可惜不好找到。原来革命部队里也可以打麻将啊！我挺高兴，说我家有。他说你把它拿来。于是在我的单人宿舍里，摆开了牌局。 有了这个先例，我家的牌局也得以恢复。我爸、二哥、四弟早已过世。大姐、二姐生儿育女，忙着各自的家务。五妹到宁夏支边难得回京。所余我娘、三姐、四妹和我，刚好一桌。每到节假日，总要打上四圈、八圈。可能是小时候得了压岁钱才打牌的缘故，我家的牌局向来用钱做输赢。不过很少，每番一分，取乐而已。 部队学院的牌局，用扑克做筹码。不管赢多少，最终还是要收在一起，装回扑克盒。我总觉得有些别扭，可哪敢提用真钱呢？既使论分，也会被斥为赌博的。副政委牌瘾蛮大，牌技也不错，显然是个老手。可过了一段时间，就不常来了。后来干脆冼手不干。说还是扑克好，有味道，自诩如何如何精通，甚至可以写本书。当时我有些奇怪。后来才明白，在他洗手的时候，“上面”有精神说是要“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”了。我也赶紧把麻将拿回家，交给我娘保存起来。我家的牌局也就此告停。 不久“四清”。紧接着文化大革命。我娘是地主出身，看到红卫兵四处抄家，生怕有个好歹，便在深夜将那麻将牌扔在蜂窝煤炉子里，烧掉了。当时的情景，没人看到，不知老人家是怎样想又怎样做的。倘若写小说，是尽可以洒开笔墨，尽情描绘一番的吧？是她，在丈夫每次摆开牌局之前，拿出麻将盒，轻轻打开，取出分门别类的牌屉，一屉屉将牌小心翼翼地翻扣在桌面上；是她，在麻将脏了的时候，教儿女精心用湿布逐张擦拭，晾干，再涂上一层薄薄的滑石粉；是她，平时严禁儿女打麻将，而将“玩儿麻将”做为给儿女的特殊犒赏，又在春节主动让儿女打个畅快；是她，在丈夫输急要毁麻将的时候，争抢着保留下来；是她，从东北千里迢迢将麻将带到了北京；是她，和长大成人的儿女团坐一桌，用麻将做为晚年的唯一消遣……可如今，这伴随她大半生、浸蕴着许多欢乐回忆的麻将牌，却一张张地从她手里掉进炉膛，被火舌吞噬，化为灰烬。什么心情？什么表情？不敢想。 又是十几年时间，成了我的麻将史第二个断层。再续，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。我娘十几年前作古。三姐、四妹去了外地。我和妻、儿、女，一家四口度日。到了春节，无甚娱乐，便想起了麻将。可是哪里去找呢？偶然听说好友啸邦、蔼丽家有一幅，女儿不在北京，只两口子没法打，便去借。 “旧得很，字都看不清了。”啸邦说。 “没关系，够张、能打就行。” 果然老旧得可以，有的竹背已经剥裂，立都立不稳。可一家子也挺高兴的。妻、儿、女都不会，我做教师爷。从各张名称、码牌、和法，到数番的种种名目，什么平和、对子和、清三副、老少副、二八将、断腰、七对、坎当儿、门前清、缺一门、清一色、混一色、一条龙、十三不靠、杠上开花、孔雀东南飞……边打边教，很快入门。春节过得蛮充实，蛮快活。以后星期天，家里也牌声哗啦，笑声哈哈。两个孩子，大约有老爹的麻将基因，不久就打得很油儿。女儿甚至一边做着作业，一边还能和牌。有人要说了：怎么能这样惯孩子呢？实在的，我和妻对儿女比较放任。可他们的学习成绩始终不错。挺奇怪的。无独有偶，或者更甚：女儿中学的一个同学会麻将，是在教师办公室里由老师教的。这也没耽误他考上大学。 可那麻将毕竟太破，影响牌兴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需得弄副好点儿的。想买，又没有的卖。一个做起生意的朋友去南方买回一幅，自己却不打，白白放着。要，不好；借，得还；买，欠妥。他略会围棋，我便用一幅“云南扁”（云南产，棋形扁扁，故有此称。原为名物，现已普及）给换了来。这是我家自备的第一副麻将牌。如今已经有三副了。可我都不喜欢，质糙形俗，也许是小时家里那副仿牙麻将给比的吧？有一回，我陪日本朋友逛友谊商店，看到一幅颇似原来家里那副的麻将，八百元。回来告诉妻。妻说既然喜欢就狠狠心买了吧。正和吾意。觉得爱物被毁之憾可以略为弥补了。老娘冥中有知，也会感到欣慰的。两个人兴冲冲到银行取了钱，大老远倒了几次公共汽车，跑到建国门外。 我将妻引到工艺品部的玻璃柜台前，指给她看。 “什么呀？你少看了一个零呢！” 八千元！我的老天爷！赶紧逃之夭夭。 弄不清什么时候开始，在北京，在全国，来了个麻将大普及。三十年代，有人邀百名作家、学者写《中国的梦想》。夏丏尊先生写他做的“都是噩梦，惊醒时总要一身冷汗。”其中一个是“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，最旺盛的时候，有麻雀一万万桌。”这当然是噩梦。现实倘噩，该摆三亿桌了。远远不到那种程度，夏老先生不会出冷汗的。可究竟有多少桌，没人统计，也没法统计。反正以往到朋友家，多是聊天。现在，聊不上几句，牌桌就支起来了。给人一种家家都备有麻将的感觉。我到成都，走在弄堂里，常看到牌民坐在小板凳上，围着矮矮炕桌，打得热火朝天。有家门口竟摆了三桌，经问才知道正办丧事，还说丧事麻将早有传统云云。 旧社会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打麻将。新社会有钱又有闲的人多起来，麻将也随之大众化，顺理成章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使我感而慨之的，倒是打法变了，十之八九“推倒和”；说法也变了，自摸叫“提搂儿”，杠上开花叫“杠呲（不知该哪个字，权以同音代之）”，小和叫“屁和”或者干脆叫“屁了”……不一而足。外地不知，北京到处如是。麻将本来就是一种俗文化，可俗到这般田地，让人说什么好呢？只能而已而已。有次和朋友这样说起来，朋友说何止是麻将？过去的妓女，要先陪嫖客喝茶，说话儿，嗑瓜子儿，再唱个小曲儿什么的。现在倒省事，见面就上床了。我知道他没嫖过。过去的情景是从电影、小说看来的，现在的状况不过是耳闻。可我相信。 我特不喜欢“推倒和”。许多游戏，都是运用智慧将无序变做有序的过程。过程越曲折就越有趣。麻将的“万”、“条”、“饼”、“风”，个有各的用途。讲“番”或“嘴”的打法，尽量开掘其潜能，蕴寓着多种组合，打起来，是要费一番脑筋的。特别是和一把漂亮牌，难度不说，只那牌面就显示着谐调、均衡的美感，像一组格调典雅的屏风。女儿打牌爱追求这种境界。上天不负苦心人，一次还真和了个“风”清一色、对子和。我打了大半辈子麻将，只见过这一回。感慨之余，送她一个绰号：“麻将艺术家”。“推倒和”倒好，四副一对，和了。于是，洗牌、码牌、吃牌、碰牌、和牌，周而复始。运气排挤智慧、匆忙顶替悠闲，杂乱无以审美--这就是“推倒和”的特征。 有人说是大众化的结果，有人说是赌钱的需要。也许是吧？反正我一不愿从众，二不想赌博，所以除了必要的应酬，拒绝“推倒和”。去年，全国体委的一位朋友找我，说要组织一次麻将大赛，特意说明不是“推倒和”。体委有意通过这次比赛将麻将规范化，而且已制定了详细规章。我很高兴，同意参加，并按他“帮助请些知名人士”的要求，邀了朱旭、吕奇和蓝田野等老兄。我将这消息告诉妻。妻说，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休所也制定了麻将规则，常组织比赛。她的一位老同学几次得过麻将冠军。这位老同学的丈夫，恰是前面提到的因要“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”而洗手的副政委。他如果在世，冠军恐怕也就没他夫人的份儿了。我想。 几个月过去，麻将大赛音信杳然。据说，“上面”没有批。原因不详。我对麻将规范化的期望就此落空。想想也是。麻将与其他竞技最大的不同，在于与赌博有着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瓜葛。组织大赛，不啻公开倡导，或许会产生副作用的吧？如今，用麻将做赌的，大有人在，且有越赌越猛之势。据说有的嫌数钱麻烦，只拿一摞比高低。听着让人头皮起鸡皮疙瘩。 说来也怪，我虽认为麻将不该做为赌具，可牌局如果只输赢筹码而不见真钱，就又觉得没什么意思。究竟为什么？一直想不清楚。习惯成自然，我们自家人的牌局，历来是论番的，又是“来钱的”。随着物价的上涨，每番从一分，到五分，到一角……现在是五角了。如果庄家和了个清一色一条龙之类的大牌，一把就能赢几十块钱。在家里，我是老手，牌运也佳，常赢老婆孩子的钱。往兜里一揣，毫无愧色，反而得意洋洋。扪心自问，并非爱财如命之辈，于家人、于朋友也还不算吝啬。如何在牌桌上，就贪得无厌了呢？写到这里，我似乎有些明白了。筹码，用后收回，胜果得不到充分显示。最好有种东西，在局后也能归为胜者己有，“方显英雄本色”。这样的东西，恐怕只有钱最为合适。哪怕我平时给你一百，在牌桌上只赢你十块，也分外惬意。装进口袋的，是钱，更是被确认了的“胜度”的标志。这大概就是玩家与赌徒的区别所在吧？ 因为是麻将世家，家人相聚，总离不开麻将。一九九一年，我和妻到日本看望在那里留学的两个孩子，星期天就觉得没着没落的。好在日本人的老祖宗向中国学了这种华夏“国粹”，保留至今也没有变样。儿女便从他们打工处的老板家借了副麻将来。一家四口，坐在塌塌密上，围着叫“扣塌子”的矮方桌，唏呖哗啦开来。洗牌、码牌，也是麻将中的一趣。八只手悠然，四张嘴翩然，其乐融融。如果将牌局比做一出戏，每把牌是唱段，洗牌、码牌就是不可少的过门儿锣鼓。听说日本“麻雀馆”里都设有自动洗牌桌。电钮一按，牌落下桌底，一阵唏呖哗啦过后，牌翻上来，已经码好了。防止码牌作弊，固然极当。可冷峻，机械，毫无美感和人情味。周围四个人面对这样的牌桌，大约只能铁青着脸才算相衬。 外地的三姐和四妹有时回京，麻将必打无疑。人多了，“手心手背”，轮流当服务员，端茶倒水削水果，伺候大家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听到“红中”还当是叫我。半个世纪前的误会，至今犹存。打法，当然是老规矩。除正儿八经的数番外，还有许多自家的特殊章程。庄家掷出的骰子，在下家抓牌之前必需收回，倘忘，罚钱；说“碰”不碰，罚钱；打到半夜，说困，罚钱……女儿有回困得不得了，干脆主动掏出两毛钱，往桌上一拍，高喊一声：“我困！”引得哄堂大笑。这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。若现在，该被罚一块。罚款，放于牌圈中央，将归于和牌者。可需在说“和”亮牌之前将罚款拿起，方能归己。否则加倍论处。有时几个和牌者连续忘拿，那总数累计翻番，数量就可观了。于是大家都紧张起来。越紧张就越容易忘，兴味也随之倍增。 从教师办公室向老师学会“推倒和”的那个同学，现在已是我家的女婿。开始，对我家的麻将章程很不习惯。违章被罚，甚是不快。入家随俗，只能勉强从之。可如今尝到了甜头，倒乐此不疲，还不时添枝加叶，想出些新招儿。 我自小是个顽主，年过花甲还有人叫我“老顽童”。我自感名不虚传。可是自我成人以后，因为迷上了围棋，对麻将本身的兴致并不很浓，只将它视为与至亲好友共度时光、同享欢乐的一种他事难以取代的媒介。所以特别喜欢在牌桌上弄出些麻将以外的花样儿来。如果同桌牌友不吭声，不嬉笑，只埋头在洗摸打和之中，我便索然无味。其实这是很狭隘的。 全身心地浸沉于牌境者，或许有着另一层的乐趣。人常说“棋如人生”。 可是细究起来，麻将才更像人生。下棋主要凭技艺，运气的成份很少。麻将却七分靠运气，三分靠技艺。生活中，哪个能像下棋那样，仅凭才气就取得成功？而再精的麻将高手，也有几圈不开和的时候，正如许许多多有才华、有能力的人，机遇不佳，终于被埋没一般。牌桌上，自然不会如此抽像。然而，走运的兴奋，倒运的懊恼，等待时机的焦灼，时机来临能否运用才智将其抓住的斟酌，以及终于获得胜利的喜悦……却是必然体验的丰富情感。它属于麻将，又非纯属于麻将。麻将中获得的苦乐趣味，可说是简化和浓缩了的人生苦乐趣味。无论打牌人自己是否意识到，都是如此。 所以，麻将的过程，也是追求自我完成的过程。五妹自小被寄在农村姥姥家，长大又去支边，不像我和三姐、四妹那样饱受麻将熏陶，故牌技欠佳，每打必输。有一次回京，牌运极好，连和几把大牌。她笑得合不拢嘴，顿时离开了牌桌，站在一旁大声宣告：“我不打了！今天我赢了三姐、三哥、四姐，特别高兴。我要保持这个纪录！”妻打牌经常倒运，输多赢少。可也有“连卷三家”的时候。这样，她便兴奋异常地说：“行了！哪怕只有这么一回，也证明我不是打得不好。以后再输也没关系。”她们那由衷而炽烈的情感，远远超出了麻将本身，耐寻味，值尊重。 营造牌桌氛围，品味牌者心态，是我半百之后的麻将乐趣所在。“别有用心”地打麻将，只有一回，不想竟因此倒楣。 我年轻时就想开汽车，可一无条件，二无机会。如今有了，却年过六十，驾校不收。想请位师傅教，又难找场地。朋友小潘体谅我，趁出差山东某县的机会，让我随车同往。白天他谈生意，让司机教我开车；晚上一起打麻将。我不大习惯和生人打牌，可为了学车，还是欣然同意。在小潘熟悉的饭店的房间里，小潘、两位司机师傅和我，摆开了方城之战，自然是“推倒和”。正酣时，服务员打来电话，说快过春节了，警察来饭店查赌，让我们暂把牌收起来。当然照办。等了好久，不见动静，电话给服务员，才知道饭店经理以“三楼有重要客人”为由，将警察支走了。如此这般，第二晚照打不误。我手气出奇的好，连连坐庄，两圈下来，赢了二百多。因地方窄小，我把钱放在身后的窗台上。又正酣时，嘭嘭门响，敲得急，不像是服务员。小潘和两位司机机敏地将手边的钱揣进口袋。我回身去拿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三个警察自己开门走了进来。 “那钱是谁的？”警察严肃地问。 “我的。” “是赢的吗？” “是。” 警察将钱拿过去，数了数，放进提包。另个警察让司机将麻将牌装进牌盒，接在手里。 “你们四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 好像是电视剧的台词。生活中从来没听到过。 平生第一回坐了兰白相间的警车，进了派出所。 “老同志先来！”警察将我唤到办公室，姓名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家庭状况……询问详尽，笔录确实。 “你们用麻将赌博，违犯了……”大约是公安治安条例某条某款，记不清了。 “我们不是赌博。在北京经常这样玩。从来没人管。” “这回你们是在公共场所。”他指着手里的条例。 “是在房间里呀！” “饭店就是公共场所。你知道不？” 我刚想问，房间里“请勿打搅”的牌子是做什么的？你知道不？电话铃响。警察拿起耳机，闭着嘴，“嗯，嗯”不止，显出为难的样子。最后终于开口：“那，手续也得走完哪。”老大不高兴地放下耳机。 于是让看笔录。“老花眼，看不清。”“我给您念。”“不必了，我相信你记录无误。”还是念了。然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。 手续走完，派出所长陪着饭店经理来了，请我们四个人回饭店。 四个人都觉得挺窝囊，又挺开心，笑侃一路。 “那二百多块钱，还您了吗？” “还了。” “可麻将牌没还。” “没准，现在几个警察正拿它撮着呢！” 是为了解气？还是曾见过这样的实情？不清楚，也没问。心想着：快过年了，夜半时分，到处又该响起比平时更响的麻将声。

精彩!
太精彩了.

精彩。

是.